熊云皓：选择“设计”为终身职业近乎入错行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嫁接是个老话题了，知网上相关文章一检索其数量值可以万计。作为中央美院首届设计系（平面设计）毕业生，我面对“设计”这个话题也多少有些自己的体会和感受。

我自己为什么放弃了“设计”这个专业？有道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在我看来，当下中国选择“设计”为终身职业未免会有入错行的尴尬。

首先是国内文化土壤生成的先天不足。设计概念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大众消费的直接产物，依赖大规模的机械流水线复制生产出廉价的工业产品，为的是满足大基数的工业品接受获取最大利润，是基于对消费心理的深度揣测与把握，事实呈现为生产方对消费者的尊重与体验，从而预测生产方向与规模，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生产浪费以降低成本。而当下中国尚未彻底完成农业国向工业文明的转身，工业生产模式并未完全脱离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渡阶段，市场经济中的消费心理研究仍停留在企业个体的自发行为而并非产业常态。即便利用云技术和大数据可能较为轻松、准确地分析获取消费者的心理购买动机，然而事实证明，或是传统文化的土壤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或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现实功利性的基因作祟，商家可以跪拜服务口口声声把客户称作“上帝”，却总不把客户当作“人”来看待，现代商业社会的重心——消费者研究尚未普及到具体的生产实践当中。

时下一个常用词汇“转型”里就透着多少无奈。无论是各式“工艺美术学院”昨天仍然停留在农耕文化的历史中专注手工工艺研究，一夜间醍醐灌顶得真经，遵旨专业改新名，瞬间形色种种高大且上的“设计”、“研究所”铭牌挂遍各大象牙塔；抑或数学不好、语文不通、外语不懂的高中生们经过几个月考前班的同质性洗脑后背下几个构图、默下几个色块，纷纷升入“视觉传达”或“XX设计”殿堂；在这场热闹喧嚣独具特色的设计大跃进运动中评判设计专业学生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被量化为能否熟练掌握最新的图像处理软件，在我看来这与培养有主体意识并以“创造”、“创新”为目标的“设计”之间着实有些狗血和逻辑上的混搭。

1980年代末笔者高中就读于某美术职业学校，学习“装潢”专业。每日里在老师指导下用水粉颜料临摹传统纹样中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适合纹样”之类，考评标准是做工是否细致，是否能做出类似印刷品的细活儿。几年后在当地师范学院美术系就读期间，作为师范生少不得“装潢”的大课，依旧延续传统纹样临摹，也依旧把活儿干得细致作为得高分的唯一标准。直至考入央美设计系，基础课老师周至禹先生给我们进行从自然对象中提取视觉符号并开始尝试经营画面的空间形体时才隐隐感知先前“装潢”课的训练及考核要求似是不妥，待到谭平先生给我们放了整整一个学期的现当代及观念艺术的影像资料后方才明白，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所衍生的纹样几千年呈一种凝固形态，承载的大体是对于多子多福、风调雨顺、福禄寿喜、招财进宝、进士及第之类现实功利化的憧憬，这种固化在田间地头的审美情趣与强调航海冒险、人性自由、开拓革命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但在文化惯性的驱动下，大量转型时期的中国“设计师”潜意识里总有那么一种“中西合璧”的意愿，并借“传统文化复兴”的名号制造出一批很“特色”的作品。上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就喊出“夺回古都风貌”的战前誓言，随即成立以中央工艺美院教授为主的设计团队对北京的主要建筑大动手脚。“希同顶”遍及京城最著名的代表建筑，如：北京西客站、新东安市场、新大都饭店、三里河银行大楼、交通部大楼、全国妇联办公楼等。这批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给每栋包豪斯风格的大楼上加上了一个中式的亭阁。随着这批顶戴建筑的集体亮相，学界各式批评声不断。朱大可就曾在其著作《流氓的盛宴》中对这批建筑传神的戏谑了一把：“......人字巾”大屋顶和亭阁在高层建筑上四处浮现，宛如国粹主义的海市蜃楼。有些已在施工的重大建筑还要奉旨“加冕”，以汇入这个热烈的美学潮流。现代主义立面（墙面）和民族主义屋顶的拼贴就此形成了尖锐的错位、分裂和对立。这场古怪的国粹化浪潮的结果是，北京留下了大批可笑的喜剧性景观。那些比例失调的大屋顶和小亭子停栖在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上，仿佛是一些来自历史深处的不速之客，大肆嘲弄着这座中国首席城市的文化智商......”

或许有人不服气：咱们的设计不是得奖了么？不管红点黑点还是露点，能拿到奖状的就是好点！一大堆金灿灿的奖杯难道不能证明咱们的设计实力？话虽这么说，是否能在消费设计大奖的奖金利益同时摸着胸口稍稍暗自照应下那点莫须有的良知：新农村神州何处不瓷砖有无必要？一场大雨就能将国际化大都市瞬间变成东海龙宫可否避免？汶川坍塌的豆腐渣希望小学残骸能否不再重现？......我们的设计大师们在迎合欧洲白左政治正确侃侃而谈难民问题、节约用水、反对战争并大做特做海报招贴全球巡展的同时，目光不必那么高远，能否回看一眼本土本地本国本民？

再次是做设计实在太累。此累可不仅是指“设计狗”每天在电脑前加班熬夜熬得眼红脸绿的劳累.新话说城市熬夜三种人：嫖客、妓女、设计人，老常态嘛！这个行业的累着实累得丰富多彩，层次分明。接单前，为了搞定客户，往往要投其所好，俗话说不打无准备的“帐”（非错字）。投客户之所爱，往往要把客户的祖宗八辈研究透，客户好哪口就得预备着哪口：大英帝国的洋酒、日本的寿司、泰国的马杀鸡、美利坚拉斯维加斯的夜店...几大强国伺候一人儿，这客户福气还小？其实说来也无非就是相中了客户给你竞标的那点机会，还不赶紧千恩万谢？

排除千难万险九九归一，终于设计师祖坟冒烟飞导弹，总算搏下个大活，想着做完此单从此扬眉吐气翻身农奴把歌唱。慢着！高兴得还太早了。得先做出一堆方案供客户挑选，进程重重如童生考状元：主任选，主任选完了主任改，主任改完了总经理阅，总经理阅完了总经理改，哪一个不把你设计师批个狗血淋头让你改出翔来显得人甲方没水平，何况其间每个细节都渗透着“我是金主，我是爷”那赤裸裸的傲慢。慢慢改吧，直改得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终于可以报呈董事长御批，董事长到底懂事，一点不为难设计师，只是笑吟吟的说句：方案还要通过董事会表决走民主程序。那么恭喜你，下半辈子就得和这个案子厮守了。

传统中国一直有“家”而无“国”，打天下的君王在礼部侍郎“奉天承运”的礼赞中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合法性，并形象地将天下比作自家的厨房，所谓“江山社稷”是也。待到儒生们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阶层予以定性后，君主们自然已神话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种文化的基因早已深入国人的骨髓，即便是伟大如孙逸仙博士，在自我加冕“非常大总统”后也把忠于领袖作为革命的纲领，其后的蒋中正先生更是提出：“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借“党”之名而盗“国”，党、国不分，坐实了党国之名。还是鲁迅先生深刻，早已指出：中国只有两种历史，坐稳了奴才的历史，或是想作奴才而不得的历史。也因此，下属们把在位老大看成不属正常人类的神圣，大BOSS亦早习惯了自己的无所不能、文韬武略、指点江山。拨弄乐器尚需点童子功，否则天籁变成杀猪当是不妥，可视觉自无风险，一次次的指导，一次次的领悟领导精神，眼泪都哭不出的只有谁干谁知道的设计师。

现代设计更多思考的是公共空间与个体生命间的相互尊重和协调关系。本人原本不敢奢望一个共享单车就把城市变成障碍赛道的文化就能够催生出符合现代文明的设计作品。但小学课本教育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创造出最实用有效的方式来自圆其说。果不其然，近日深刻学习了“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大师的大会发言后颇有领悟。邱大师说：“……我们的展览有三个关键词：“合作”、“师承”和“民间”。值得提出的是：对我来说，这个“民间”不只是folk，更是among the people，是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因此，反问我为什么不做设计，更成不了大师？自觉离大师的心理素质还差得太远。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