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萌/文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谁都懂，毕竟万里江山可不是光靠嘴巴就能说出来的。

自秦始皇已降，历代开国之君的天下无一例外都是靠枪杆子才得以抢来的。这个道理，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更是门儿清。

为了搞垮大清，孙中山一直坚持不懈地买枪买弹药，拉队伍、搞起义。到了1909年，尽管满人的天下已是摇摇欲坠，千疮百孔，但革命党搞的几次武装起义都没有成功，孙中山期盼的那根最后的稻草依然没有落下。

一、孙中山的问题，汪精卫的办法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而言，起义失败了倒也好说，关键是钱花光了就不好办。

毕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搞武装起义要花钱，买枪买炮也要花钱，拉队伍搞帮会更要花钱，而且这钱花起来就如同流水一般，老孙在海外募捐来的那点革命经费很快就消耗殆尽。

没钱了，怎么办？

面对孙中山的这个问题，刚刚还咋咋呼呼要打到北京夺了鸟位的热血青年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面面相觑。

是啊！连钱都没有，还搞什么革命啊？都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可是现在的革命党穷得连买枪的钱都没有，还妄谈什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正在大伙儿尴尬之际，汪精卫站了出来。

此时的汪精卫二十出头，不但人长得帅气逼人，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汪精卫说，既然没钱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那就搞暗杀，一个人单枪匹马拿着几颗炸弹就能搞定，何必兴师动众，更不需花钱如流水。

听汪精卫这么一说，原本目光呆滞的大家都活泛了起来。此后，针对清朝大员的暗杀行动如雨后春笋，比如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吴樾暗杀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彭家珍暗杀宗社党魁良弼……

暗杀也是个技术活儿，毕竟革命党暗杀的对象可是封疆大吏和皇族勋贵，人家不但手里有钱，还有兵，走到哪儿都有一大帮近卫军保驾护航。

革命党人既非三头六臂，也非武林高手，哪能说暗杀就能暗杀得了的呢？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提督，却先后被四批革命党人暗杀，尽管两次受重伤，但依然没被革命党给干掉。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没钱搞，单枪匹马的暗杀成效低，此时的汪精卫心急如焚，年轻的他一咬牙，决定亲自上阵玩一次大的。这次，他暗杀的目标是清廷最高领导摄政王载沣。

二、革命的大锅饭，大清的权贵午餐

早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年轻的汪精卫就说，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

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恒德”。薪釜合力，才能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

可是，爱新觉罗家要行皇权专制，搞帝王独裁，死死地抓住君权不放，连大家期盼已久的内阁都搞成了皇族内阁，这样的饭不是“四万万人食用的大锅饭”，而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权贵特供午餐”。

皇族吃特供午餐，百姓却连米汤都喝不上，身许革命的汪精卫决定要砸了大清的这口铁锅。

在决定去北京砸锅之前，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好友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然后毅然决然地踏上回北京的邮轮。

尽管汪精卫勇气可嘉，然而摄政王载沣却不是那么好杀的。作为清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载沣出行之时身边的侍卫非常之多。

汪精卫一寻思，之前准备的铁茶壶炸弹的威力肯定不够，就临时跑到骡马市大街找个铁匠做了个一尺高的大铁罐，决定用这个威力更大的铁罐炸弹来实行暗杀行动。

在下手前，汪精卫早已把摄政王上朝的路线摸得一清二楚，最终他选择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手。选好了暗杀地点，汪精卫跟一班革命党人就着手落实暗杀计划。

三、革命的炸弹，车夫的老婆

然而，千算万算，暗杀还是落空了。

1910年4月2日凌晨，汪精卫等几个革命党人正在桥下埋炸弹，忙得热火朝天，忽然发现桥上有黑影在晃动。汪精卫跟三人一合计，担心暗杀计划败露，赶紧撤离现场，但是定制的大铁罐炸弹太重了，没办法就搬走，就只能丢在原地。

很快，那个黑影就叫来了警察和宪兵，一起针对时任最高领导人的暗杀行动就这样败露了。其实，那个黑影并非朝廷的间谍或便衣，不过一个准备捉奸的车夫。

车夫的老婆已经三天没回家，那天晚上车夫正四处瞎晃悠，看到桥下黄复生抱着大铁罐子炸弹，他以为是奸夫抱着自己老婆，于是跑过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人有在埋炸弹，赶紧就叫来警察和宪兵。

暗杀没成功，喻培伦、陈璧君在汪精卫的要求下返回日本，继续筹款买炸药。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则继续留守北京，探查风向。

警察找到了大铁罐炸弹，就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铺地查，最终查到了汪精卫他们头上，留守在京的汪精卫和黄复生很快便被逮捕。

在狱中，汪黄两人争相往自己身上揽罪，希望牺牲自己换取对方，汪精卫还写出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

四、不能杀，也不敢杀

蹊跷的是，尽管汪黄二人因为行刺摄政王被抓，但最后却并没有被判死刑，反而在监狱中好吃好喝地被伺候着，不然汪精卫也没有闲心写出那么多的诗词，更不可能传到狱外，引人争相传颂。

这就奇怪了，汪精卫行刺皇帝的老爸，居然没被诛九族，甚至连头都没砍，还在监狱里好吃好喝，读书写诗，这在皇权专制的帝制时代可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要知道，在之前的历朝历代，行刺皇族成员，尤其是皇帝的家人，那可是弑君的大罪，是“十恶不赦”和“大逆不道”。既然是“不赦”的“大逆”，当然没有免死的可能，不但不能免死，还要被凌迟和灭族。

可是，汪精卫怎么就例外了呢？

有人把这个归结为善耆的爱才之心，是他在摄政王面前求了情，所以保住了汪精卫的一条命。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却靠不住，即不是汪精卫免死的根本原因。如果摄政王铁了心要杀汪精卫，区区一位世袭王爷的善耆能拦得住？

因此，我认为汪精卫免死的根本原因在于摄政王的不杀。

其实，摄政王并非不舍得杀汪精卫，尽管汪精卫有才，但历史上被帝王诛杀的才子还少吗？也不是不想杀汪精卫，毕竟谁会保全一个要炸死自己的敌人，而且这敌人还要推翻自己儿子的政府。

既然不是不舍得杀，又非不想杀，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能杀、不敢杀。

这正如摄政王载沣之前对袁世凯的态度一样。掌权之后，载沣当然希望杀了袁世凯以泄其恨，可是这袁世凯却杀不得，毕竟人家之前在小站练过兵，在新军中有根基，有势力，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杀袁的。

政治人物不是寻常匹夫，做决策必须反复权衡，通盘考虑，因为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搞不好就阴沟里翻了船。载沣作为一名政治家，尽管年轻，但这些基本的道理他是懂的，所以他忍着胸中的恶气留袁世凯一条性命。

五、摄政王的算盘，革命的无畏

当时的清廷，外不能御敌，内不能保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内政也是一塌糊涂，洋务运动搞了十几年，除了成就盛宣怀这样的几个红顶商人外，广大百姓可曾少减一厘赋税、多一分收入？

此时的清廷，早就不得人心了。五十多年前，洪秀全那伙落第秀才搞起义，居然很快就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好歹还有曾左李胡等汉人帮忙，好不容易总算保住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

如今，皇族内阁早就伤透了所有曾经还对清廷抱有幻想的汉族士绅，除了满族亲贵，早已没有多少人愿意维护这个腐败愚蠢且贪婪的异族政权了。

对于这一点，善耆知道，载沣更是清楚。正因如此，载沣就更不敢杀汪精卫了。杀一个汪精卫容易，杀无数个汪精卫却不容易。汪精卫早就不在意自己的生死，杀他反倒成全了他做烈士的愿望。

如果汪精卫一旦成了烈士，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等革命党更有口实发动他们的排满宣传和革命鼓动。这对于清廷当权者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赔本的买卖，精明的载沣怎么会去做呢？

既然不做赔本的买卖，那倒不如卖革命党一个人情，顺带彰显一下朝廷的怀民政策。

对于这点，善耆跟载沣说得很清楚，汪精卫早已准备“薪尽饭熟”，现在处决他只会成其杀身成仁的美誉，这不但吓不退革命党，反而会激发他们的复仇之心，更增加百姓对清廷的憎恶。

因此，善耆建议“标榜立究，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

不得不说，善耆的判断很准确。革命党人的确不怕死，毕竟造反这事是要掉脑袋的，既然那帮人决定要革命，哪还会在意生死。

当初跟汪、黄二人一起参与刺杀的陈璧君和喻培伦，因为在汪精卫的要求下提前远赴日本，逃过一劫。在日本得知汪、黄被捕的消息，陈璧君情绪失控，痛哭失声地对喻培伦大加指责。

喻培伦没有辩解，他对好友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后来，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最后重伤被俘，受酷刑而死。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看看，这就是革命党人的气概和气魄，摄政王的刀再快，也吓不退那些不要命的家伙。

六、恐怖分子，革命英雄

正因如此，就算载沣对于汪精卫再恨之入骨，但却杀不了，也杀不起。

杀汪精卫的代价太大，所带来的风险也太高，载沣付不起这代价，更担不起这风险。

人心向背，如今的大清早就不得人心。

这一点，身为最高统治者的载沣是清楚的，所以他才要夺了袁世凯的兵权，将军队牢牢掌握在爱新觉罗家的几个皇族亲贵手里。善耆说得更是直白，他甚至私下里半是玩笑地说，“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正是这种人心向背，所以武昌新军营里的几个下层士兵就可以敲响一个庞大王朝的丧钟。汪精卫也因此成为全国人敬仰的革命英雄，出狱那天更是引发北京各界人士数千人聚集，众人争相一睹汪精卫的风采。

相反，端坐在深宫里的摄政王载沣却只能困坐愁城，看着各地督抚发来的急报而无可奈何。

按照现在的政治伦理来讲，汪精卫用炸弹暗杀政府首脑，是不可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摄政王将其逮捕审判是理直气壮的依法行事。

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恰好颠倒了过来。搞暗杀的人理直气壮，成了革命英雄；执法的人却小心谨慎，成了独夫民贼。难道真是造化弄人？

当然不是！

道理很简单。到了清末，中国已经被洋人拉入了近代文明的全球体系之中，先前的君主集权和皇权专制已经没有了合法性，君臣父子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

国民尤其是上层精英人士，已经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这国家，并非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之私产，乃亿万中华人民之公器。

因此，搞恐怖暗杀的汪精卫反而比合法政府的最高元首占据更高的道义和道德的制高点。

也正因如此，汪精卫搞革命、争民权，成了革命英雄；摄政王要皇权、搞专制，因此是窃国之贼。

前者是英雄，所以悲壮；后者是民贼，故此心虚。对此，读者诸兄以为然否？

注：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7年10月刊，刊发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