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這些年一直寫作的原因是：有些事需要被說出來，如果我不說出來，那麼它們就有不被說出來的危險。”——約翰﹒伯格

約翰﹒伯格

約翰﹒伯格（John Berger）是尖銳的藝術評論家。1972年，他以BBC播放的電視系列片《觀看之道》進入了大眾視野。這部教人如何觀看藝術作品的系列片不僅改變了我們觀看藝術的方式，甚至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

弗里达﹒卡洛，《站在墨西哥和美国边界上的自画像》1932. 金属板油画， 31.7 x 35 cm

在BBC播出《觀看之道》之前，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1969年撰寫的《文明》已經被奉為經典。為了拍攝《文明》這部長達13個小時的巨作，BBC 團隊曾經旅行8萬里，訪問過14個國家，探討了西方世界2000年來的視覺文化。而伯格的《觀看之道》在倫敦西部製作完成，全長2小時，只相當於一部好萊塢影片的長度。然而，伯格的平民化的敍述方式比克拉克貴族化的高雅論調更受大眾歡迎。這個通俗的文藝節目出人意料地顛覆了一板正經的文化宣傳片，使伯格成為一代文化英雄。

弗里达《带钉子的自画像》

如果說克拉克的《文明》顯示了達爾文式的藝術進步觀，伯格的《觀看之道》看重的則是藝術的社會角色。兩者的分歧明顯地體現在“如何看待裸體”這個有關審美的核心問題上。在《觀看之道》第2集中， 伯格用他一貫舉重若輕的語氣點出：“肯尼斯﹒克拉克對裸露（naked）和裸體（nude）的區分是：裸露只是不穿衣服,而裸體則是一種藝術形式。但是我要換一種方式來說：裸露是對個人而言，而裸體是別人的看法，在裸體的表現中，自我得不到認可。裸體必須被當成一種觀看的客體才能稱之為裸體。”也就是說，裸體這個概念由歷史和文化建構，代表的是歐洲上流社會的、文化精英的、白人男性的眼光，女性在藝術史中只是被觀看者，她們被剝奪了主體意識，沒有發言權。

弗里达作品《只是轻轻地掐了她一下》

伯格不僅觀看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而且用平等的眼光看待現代攝影和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他選取的畫面讓觀眾看到：從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繪畫到當今廣告中圖像，女性的形象一直是被當作客觀物件來看待的。在“文明”的演進中，視覺圖像制約了人們對女性身份的理解，規範了女性的生活方式，把女性當成了附屬品。

弗里达作品《我的出生》

“如何看”是《觀看之道》提出的關鍵問題，整個系列片始終貫穿著“我們看什麼？怎樣看？也許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看？”這樣的問題。跟隨著伯格犀利的目光，我們不僅僅看到女性的被動地位、還有其他處於邊緣政治地位的“他者”。圖像的背後總是隱藏著階層、種族和性別的各種不平等，在哪里看、在什麼時間看、決定了我們看到了什麼。

卡拉瓦乔《圣保罗的转变》，布面油画， 230 x 175 cm ，1600年

在電視片播出之後，伯格把《觀看之道》編寫成書。他混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感知和個性化的理解，寫作風格感性而又細膩。在描繪墨西哥女藝術家弗裏達﹒卡洛充滿活力的畫面時，伯格寫道：因車禍導致脊柱裂開的痛苦，使卡洛對所有鮮活的事物—樹木、水果、水、鳥，以及男人和女人都充滿了興致。伯格對義大利巴羅克時代藝術大師卡拉瓦喬也有獨特見解。一般藝術史都認定卡拉瓦喬屬於自然主義或者寫實主義畫法，而伯格卻認為：卡拉瓦喬的畫法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為他的畫與觀眾之間的沒有古典寫實主義所強調的距離感。卡拉瓦喬的這種主觀性不僅僅體現在用光影製造的戲劇性效果上，也不僅僅體現在對追求精神世界的真實上，而且還代表為一種追求社會平等的思想觀念。儘管卡拉瓦喬用寫實手法為教會創作聖經故事宣傳畫，但是在骨子裏，他並不為別人創作，他所描繪的其實是他自己眼中的世界。

哈尔斯， 《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男管理员群像》1664, Oil on canvas, 172,5 x 256 cm

在藝術史研究領域，伯格一直是一位富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他吸收了文化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拓寬了藝術史研究的視野，堪稱視覺文化研究方法的鼻祖；而另一方面，他的藝術史評論被認為過於簡單化，有時甚至因為過於強調政治立場而忽略了歷史事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伯格與荷蘭學者斯萊夫（Seymour Slive）對荷蘭畫家哈爾斯（Frans Hals）晚年繪畫研究的分歧。《哈勒姆老年救濟院的男女管理員群像》是哈爾斯創作的最後兩幅肖像畫。斯萊夫觀察到：這兩幅畫在技術上表現得格外細膩，與晚年貧窮的哈爾斯自己也在這個老年救濟院接受慈善補貼有關。而伯格看到：畫中有個男管理員的醉酒未醒，他歪戴著帽子的臉腫脹著、眼光斜視畫外。在伯格看來，通過這樣的形象，哈爾斯畫出了新興資本主義出現的腐敗頹廢傾向。因此伯格認為斯萊夫的分析只停留於形式語言層面，並沒有說出背後的實質：貧困藝術家和管理者們的階級隔閡。然而，後來更多的學術研究認為，斯萊夫的分析儘管過於偏重繪畫的美學價值，卻更接近事實。哈爾斯確實在這兩幅畫上細緻、公平地畫出了這些老人們最佳狀態。畫中人醉酒的狀態只是自然、真實的描繪，而外戴的帽子是當時的時尚。哈爾斯毫無修飾而又充滿同情地畫出了這些老年管理員們面對生命流逝的無可奈何。這種暮年憂鬱不僅屬於畫面上的老人，也屬於年老的哈爾斯自己，應該與階級鬥爭無關。

哈尔斯，《哈勒姆老年救济院的女管理员群像》，1664， Oil on canvas, 172,5 x 256 cm

伯格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雜誌上的藝術批評遠比《觀看之道》還要尖銳，當然也難免偏激。他曾經為這個雜誌寫過十餘年的專欄，不斷地以“這是誰？”這樣的題目發掘新藝術家和新趨勢，提出自己特立獨行的藝術主張。60年代，他把《新政治家》雜誌上的藝術批評集合成書，原本想用“藝術家選擇永恆之紅”這樣的題目，一語雙關地突出其中的左翼色彩，而美國的出版社最終將題目改為《走向現實：觀看的論文集》（Toward Reality: Essays in Seeing)。 在這本書中，伯格用“掙扎的藝術家”、“擊敗困難的藝術家”這類題目，相當激進地把當時如日中天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加博（Naum Gabo）、克利（Paul Klee）和杜布菲（Jean Dubuffet）等抽象藝術大師的作品歸為“裝飾畫”一類，而他所推崇的除亨利﹒摩爾（Henry Moore）之外，大多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對抗西方主流觀念的前衛藝術家。

弗里达《穿天鹅绒裙子的自画像》

伯格的激進左翼思想還體現於他1965年出版的藝術論著《畢卡索的失敗》（Failure of Picasso ）（1965)和《藝術與革命》（Art and Revolution: Ernst Neizvestny and the Role of the Artist in the USSR ）(1969)。這兩本書中並沒有得到藝術界的好評，因為伯格對畢卡索後期的藝術批評有失公允，而對俄國年輕前衛藝術家的讚賞又有些言過其實。

弗里达：美国发行的纪念邮票

儘管如此，伯格最大的優點也在於他批評的直率與思路的清晰。作為藝術評論家、電視解說者，他富有熱情而又富有說服力，他大膽地提出在藝術形式背後，反映的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他在《觀看之道》中的警告反響至今：繪畫總是附屬於經濟和政治權力，古典繪畫被富人擁有，展現的是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權力。而現代的油畫與攝影一樣，都出現於資本主義興起之時。它們輕便易普及，恰好適用於商業和政治宣傳。直到2017年1月2日以90歲的高齡去世前，伯格還在充滿活力地反對社會上的各種不公正。這種不妥協的態度，使他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

电影里的弗里达

約翰﹒伯格用批評的態度看待社會，但從來到沒有失去對社會的信心；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分析事物的有力武器，但並不把它看成是治療世界上一切問題的良方；他引導我們用一種新的方式觀看，但並不試圖建立一套新的觀看法則。他對這個世界不公正的持續批評，對美好事物的由衷讚美，讓我們看到驚喜、看到新生的力量，看到生活中萌發著的、各種新的可能。在晚年的論文集《閒談錄》（Confabulation）中，伯格總結道: “促使我這些年一直寫作的原因是：有些事需要被說出來，如果我不說出來，那麼它們就有不被說出來的危險。” 這大概就是他的觀看之道：把自己看到的說出來，使不可見的變得可見，讓大家都看到。

来源： 一拍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