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赵熊老师打交道十几年了，最大的感觉就是两个字——不累。他没有一点长者的架子，只要是关于书印学术交流和创作研讨之事，不管什么要求，都会全力配合、支持。我和他曾经有过关于印章创作和批评的对话，在书法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次因为开设“名家临课”栏目，我电话约请他提供原作和临作。他在进京评审工作结束回西安之后，把图版传来给我。他传来两幅临作，并且自己标明了一件是意临、一件是实临。这是我没想到的。

和人的交往一样，俗话说得好，相请不如偶遇。既然一并来了，就一同展示出来吧。

赵熊老师临的是金文《杜伯盨》。“杜伯盨”为西周时期盛黍、稷、稻、粱的用器。其上面所铸金文笔势以圆转居多，线质均匀，此前那些装饰性的笔画已经消失了。对比两件临作，实临作品在笔法和章法上极力遵从原器，笔画厚实，结体大小都没有明显改变；意临作品在章法上改为横式，不拘于原拓，墨色也增加了变化，浓淡对比明显，更加随意。两幅作品临写的前后间隔时间不长，款字内容一为释文、一为心得，可捕捉到不同临写之时的不同之态。结合来看，两件临作将书家临摹时的心态和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了。

《杜伯盨》拓片

赵熊实临《杜伯盨》

赵熊意临《杜伯盨》

下面就这两件临作说开去，着重谈谈实临与意临的关系。应该说，实临与意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无法做出硬性规定。我以为，实临和意临的区分取决于书家的目的和即时状态等因素。目的就是指“取法什么”和“表现什么”。取法什么，比如笔法、结字和章法，是全盘还是部分；表现什么，是以原帖为中心还是以临作为中心。如果想全盘吸收，在意的是原帖，那么实临要多一些；如果只是吸收其中的一部分，以临作本身为中心，自我发挥的成分多一些，那么就更靠近意临。总的来看，这是一种预设，就是在临摹之前确定下来的要求。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过多的想法会使书写变得拘束。确实有这方面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书家的功力。刚涉及到书法的初学者本身不可能有太多想法，有一些想法的话可以通过多交流以避免过度思考；而已经有一定水准的书家，已有一定的艺术思想，胸有成竹，便如虎添翼，不会有反作用了。临摹如同打仗一样，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若随而便之，就变成了抄帖。临摹中的即时状态也很重要。真正进行临摹时，许多预设想法会改变，因为书法的临创有不可预料性、笔墨有不确定性。例如当生宣和宿墨等使书写产生了奇妙变化，这时思路就要及时调整。临摹通常以一幅作品为单位，要关注整体性。现今很多传世的临作，是以完整且完美的作品形式来呈现的。很多人临摹多但效果不明显，必定是平时临摹太随便了，把一些不良习惯带到了创作中。

当然，实临和意临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区别，即以最终效果来判断。先不预设，在临摹过程中也不多考虑，按照自己的习惯和状态进行临摹，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如此看来，实临与意临的差别主要有三层——临摹前、临摹中、临摹后，或者是兼而有之。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只要充分把握了时机，都是好方法。

书家的功力和见解总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先实临，再意临，符合大多数人学习书法的规律。千万别随便用意临之名来敷衍。就好比两人的交往，先从外貌再到内心，符合自然而然的原则。由笔法、结体、章法而及气息与神韵，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书家功力深浅对实临和意临的影响很大。初学者因为功力不够，即使想实临，也会因为观察不够仔细、毛笔驾驭不到位，笔下存在“不似”原帖之处。这是将个人的不足之处甚至病笔带到临作中所致。而功力深厚的书家，不管是否以实临为目标，因为其个人风格已成熟，加上笔法已形成一定的惯性，与原帖对比，其临作亦存在“不似”之处。但此情况不同于前者。功力深厚的书家将个人成熟的习惯带到临摹中，虽有不似，却并无病笔。这才是真正的意临。

意临的关键是“意”字。这可以从两个层次来把握。一是取决于书家的目的和功力。一分意、二分意、三分意，到底有几分，取决于书家主观的选择和客观的呈现。二是“意”从何来。心中意、手中意、笔中意，须三意合一，不能三心二意。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绝对百分百的“实临”是不存在的。书法史中有一些绝顶聪明的高手，如宋代米芾，经常有一些假托“二王”的“恶作剧”，虽然相似度极高，但气息上仍存在差异。我曾在故宫见过张大千临八大、石涛的书画作品，也绝非像他个人所标榜的那样可以“以假乱真”，气息和格调均有落差。究其原因，这不仅是因为微观的个体存在差异，而且还因为整个宏观的时代环境有着古今之不同。从某个角度来看，任何一幅作品都是唯一的，因为时空环境和书家的心态、状态、情态都存在变化。所以对于“似”的程度不必太苛求，但也不能太随便。临摹时要尽量追求共性的东西，将个性暂时搁置起来，即将古人放大，将自己掩藏。临摹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模式中去适应，规范自己不合规范之处，以此来提升自己。但临摹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伤害”——自己的天性可能会被“扼杀”。这也正是少数人反对临摹的原因。其实入帖、出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书法本身就有很高的淘汰率，真正做到的也许只有那几个人！书法必须按照正确的方法来做，但未必一定成功。大多数人走的路是近似的，偶尔也会有反常规的人物出现。其结果会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大师，一种是江湖大师。

如前所述，实临和意临作为不同的临摹方法没有明确的界限，可以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下穿插使用，以提高水平为目的；与节临、通临、对临、背临等不同方法混合使用，以期可以自由转换。

细究起来，“意”的不同与书体、毛笔等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毛笔来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这些都是可以想到的细节。赵熊老师所临为金文，较之行草书来说，意临发挥的成分要小一些。至于楷书，则更有限制性。但也有像董其昌这种人，把楷书当行书来临。这已经不能从常规意义上来要求。而篆书注重实临，因为首先有文字释读要求，其次才是风格要求。篆书的难度正在这里。意临是在心态上更放松、更随意，在笔法和墨法上会有一些调整，毕竟是将拓片上的字迹转化到宣纸上，有一些个人发挥的空间。

就金文临摹本身来说，无论是实临还是意临，都有一定的共同要求，即要注重金石味或金石气。味在其中，气息外溢，二者密切相关。过去书坛对于“书卷气”和“金石气”有过争论，而临摹时对此不必强求。首先应该考虑到书家本身的风格取向，其次是时代审美要求。书法真正有意识地注重金石气是在晚清“碑学”兴起之后。虽然过去六朝时期的碑刻客观存在金石气，却一直被掩盖和遗忘。后来这种因为金石材质和自然风化等共同作用而散发出的特殊韵味被有意识地追求和强化，“金石气”逐渐被明确要求。如果反过来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显然是一种极端。康有为批评董其昌“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广艺舟双楫》），实质上是个人偏见。董将书卷气发挥到极致，这本身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再次要考虑到书家的能力。很显然，赵熊老师书印兼擅，在这方面有巨大优势。无论是对金石气的理解还是演绎，可以说，他都游刃有余。此外，他还有地域优势。他生活的西安为十二朝古都，历史底蕴深厚。单就金文来说，这里历史遗存数以万计，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这种优势无与伦比。西北民风粗犷豪放，“长风几万里”，“皆共尘沙老”，从而奠定了地域书风的基调。对于赵熊老师来说，可谓人和、地利、天时三者齐备。这让我相信，风格是水到渠成之事，同时与书家也是存在相互选择的。

来源：《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