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走进清华艺博

“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1800-1980)”海报

2017年5月6日下午18:00时，“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1800-1980)”暨中法文化之春开幕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层大厅举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冯远、法国驻华大使MauriceGourdault-Montagne及夫人Amanda-Galsworthy、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邓卫、法国圣埃蒂安大都会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MartineMourès-Dancer、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等嘉宾及法国使馆专员、中法两国文化界、艺术界嘉宾3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主持。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主持开幕式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冯远致辞

法国驻华大使MauriceGourdault-Montagne致辞

法国圣埃蒂安大都会现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MartineMourès-Dancer致辞

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致辞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邓卫致辞并宣布展览开幕

有别于此前的“对话达·芬奇”特展和“从酒神赞歌到阿卡迪亚：马库斯·吕佩尔茨作品展”，此次展览将集中展现1800年至1980年这一百八十年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艺术家及其作品，共展出51件风格各异的现代艺术作品。展览按时间和风格分为六大主题单元：1)对风景的新感知；2)西方艺术中的人物与肖像；3)从立体主义革命到纯粹主义；4)超现实主义，梦境与无意识；5)回归物质；6)在具象与抽象之间。

开幕式现场

嘉宾合影

本次展览所呈现的西方艺术的“现代之路”，始于19世纪初，延伸至20世纪下半叶。这一百多年，西方艺术经历了艺术风格的激变，如本次展览所涉及的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抒情和几何抽象主义等，这一系列风格流派的交替和发展，展现了这一时段西方现代艺术充满矛盾和创新的崎岖之路，及其社会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观念的裂变。与此同时，展览还云集了多幅我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如库尔贝、莫奈、马蒂斯、毕加索、杜布菲、苏拉热等，以及许多中国艺术爱好者也许并不熟知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西方艺术家。

展览现场

一、对风景的新感知

受到17世纪荷兰风景画和19世纪初期英国风景画的影响，19世纪的法国画家们探索出一种感知自然的新方式。写实主义者逐渐从意大利古典主义转向自身周围的环境，他们在创作中尽可能地接近自然。正如古斯塔夫·库尔贝所说，“自然的美胜于艺术家能想到的一切”。

作为对工业化及法国自然景观再发现的回应，古老宏伟的森林成为备受青睐的主题。一些艺术家离开巴黎并将自己的工作室安置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巴比松镇由此成为活跃的艺术阵地，让-巴蒂斯·卡米耶·柯罗、夏尔-弗朗索瓦·杜比尼、让-弗朗索瓦·米勒和泰奥多尔·卢梭在这里聚集并成立了风景画家的“巴比松画派”。1825至1875年间，世界各地渴望研究自然的艺术家也纷纷加入其中。

随后，印象主义画家将他们的画架搬至所画主题前，这彻底改变了绘画的习惯准则。克劳德·莫奈的《睡莲》就是这种新方式的体现，它预示着20世纪中叶艺术家们所进行的各种抽象实践。

和保罗·西涅克一样，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使用分割法，结合视觉领域的科学发展，在画布上尽可能呈现真实的风景。《贝勒岛的城堡》是亨利·马蒂斯转型时期的作品，这一时期引发了他在图形和色彩处理上的巨大转变。同一时期，象征主义画家亚历山大·塞昂通过随心所欲的色彩创造着想象中的风景。

展览现场

二、西方艺术中的人物与肖像

在古典艺术中，肖像画被认为是模仿的最纯粹形式：对人物客观及忠实地再现。肖像画旨在将有身份地位的模特形象记录到画布上，最初的肖像画描绘的都是特定人物。加布里埃尔·蒂尔、查尔斯·毛林的无名肖像以及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的肖像，揭示了建立在分析、研究和诠释基础上的绘画技术。虽然蒂尔和毛林使用的都是古典技法和传统绘画方式，但他们的风格各异，蒂尔探索的是神话的再现，而毛林则侧重某种情感的视角。通过阿尔伯特·杜波依斯-皮勒《穿白裙的女人》这件作品的名称，我们可以得知他所绘的是一位特定的人物。

阿方斯·奥斯伯特和亚历山大·塞昂的象征主义作品是有寓意且富于想象力的，随意色彩的使用加强了作品的梦幻之感。象征主义文学和艺术运动反对自然主义，它们在19世纪末的法国、比利时和俄罗斯迅速发展。象征主义艺术家往往用比喻来回应现实，塞昂在参考了关于俄耳浦斯的美丽神话传说后，在里拉琴上画出了俄耳浦斯的脸。

在《领圣餐者》中，莫里斯·德尼专注于再现天主教仪式中年轻女孩的轮廓，并绘之以模糊的线条。他和让·赫里翁都习惯任意地使用色彩。赫里翁的风格在抽象和写实之间变换，在倾向于抽象风格的绘画中，赫里翁将笔下的人物置于与莫里斯·德尼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而与让·赫里翁相同的是，德尼也认为，绘画的主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绘画这一行为。

展览现场

三、从立体主义革命到纯粹主义

早在1908年，乔治·布拉克和巴勃罗·毕加索就向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绘画准则发起了挑战。他们致力于解构现实，从画中提取多样性，并试图创造出比物体外观更客观的形象。毕加索不断质疑着自身的绘画和雕塑方式。

由于毕加索1944年的捐赠，《静物：壶、玻璃杯和橙子》成为MAMC+的收藏。与毕加索一样，立体主义画家路易斯·马尔库斯也经常回顾静物画的传统，关注日常生活的简单物品和对象的造型美。

俄罗斯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扮演着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先锋派间纽带的角色。在《风景，房屋》中，她融合了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的技法。阿梅德·奥占芳在关注立体主义革命的同时也尝试更精致的线条风格。始于1918年的纯粹主义运动捍卫根植于现实中的艺术，马塞尔·卡恩在《飞机-飞行的形式》中创造了一个非物质化的世界，作品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回应了某种优越的秩序。西班牙艺术家华金·托雷斯-加西亚与毕加索同时代，他通过几何图形再现象征符号，创作出更为平面的绘画。

展览现场

四、超现实主义，梦境与无意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期，文学和诗歌界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探索了精神分析的新方法，它试图给人类和社会带来根本的变化。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专注于由西方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在人类思维中的重要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在无意识现象中注入了新生命，阐释了心灵的真正功能。

安德烈·马松的作品无疑与安德烈·布雷东在1924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倡导的“绝对无意识”最接近。在马松的《狩猎麋鹿》中，简洁流畅的线条转变为一种越来越隐喻的形象，以探索无意识的现象。作为“梦境的探索者”，伊夫·唐吉通过某种绝对的视觉效果将梦境和幻象展现在画布上。他的《手与手套》让人们看到了“具体的非理性”的图像：一个不连续的风景，布满了光滑且坚硬的地质元素，外观呈生物形态，让人联想到一个石化的世界，其形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水和风所侵蚀。维克多·布罗纳的作品则因其造型的多样性和非凡的创造性脱颖而出。

展览现场

五、回归物质

1935年，在作品《绘画G.G.(石块)》中，阿尔贝托·马涅利使用了未经加工的黄麻画布。20世纪30年代末，他引发了某些艺术家对原始和实用材料的兴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及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破灭后，许多创作者开始追寻其起因和核心价值。如罗歇·比西埃，他专注于中世纪的启示，作为一位在战前富有经验的艺术家，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被忽略的表现方式上，如蛋彩画和壁画。让-米歇尔·阿特朗则受诗歌和哲学的启发，开始研究自然的基本力量，他的表达带着原始主义倾向，与让·杜布菲相似。

在肌理学系列中，让·杜布菲引发了矫饰主义的幻想。在20世纪50年代，这件作品标志着杜布菲从当时流行的抽象风景画中抽离，这种对大地的关注将绘画简化到细碎却引人入胜的物质性上，并伴随着对非文化艺术形式的反思，诸如域外艺术和儿童艺术，不墨守成规者和疯狂的人。杜布菲在乌尔卢普时期的《虚幻的风景》就是完美的例证，通过将“模块”组合在一起，艺术家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展览现场

六、在具象与抽象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逐渐摒弃绘画的具体主题，欧洲艺术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抽象艺术还是非再现性艺术，艺术家通过木板、线条、形状和颜色之间的联系，将想法和感受转至画布上。这导致了新艺术形式的产生，包括有机/几何抽象，艺术成为人们寻找纯粹的通道。

阿尔贝托·马涅利处于具象与抽象争论的中心，在《乡村》中，现实清晰可辩，但它遵从某种形式上的规则，优先考虑构成和结构，通过对色彩的精确考虑，使其符合“材料用量的准确性”。在《新造型主义作品5-1号》中，塞萨尔·多梅拉试验了抽象的基本原则。奥古斯特·赫尔本的《星期四》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它表现了如何用绘画呈现视觉符号系统，并创建一个识别形状和颜色的连贯表达方式。

汉斯·哈同的风格接近抒情抽象派，他积极思考外部空间，空间的开放性和时间的记录是艺术家笔触动作的基础。《T-1949-I》画在硬纸板上，画面似乎被注入爆发力，这不是颜料的简单涂抹，而是记录时间流逝的痕迹。凭借大胆的风格和色彩的力量，这幅画作可谓是他最激进的作品之一。

这种对“纯粹”的探索同样出现在皮埃尔·苏拉热的永恒艺术中，他的作品完美地展现了所用原料的简单性。光线是绘画的真正主题，它反映在画家的材料、颜色和作品中，它是缓慢的、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且远离系统的。